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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重庆公交车坠江”雪崩了有的雪花可能

  因为一条短视频,“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的话题再次引发关注。目前的视频证明,悲剧来源于一场无意义的争吵。

  人们开始讨论司机与乘客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有人拿出香港巴士的例子当范例。在香港,车辆改道信息会贴在车窗上,所有分散司机注意力的行为都构成违法,包括与司机说话。这确实是内地公交车道路安全的盲点。

  而在司乘矛盾的讨论声中,另外一种声音也相当惹眼:遇难的其他乘客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上前制止。这俩公交成为一个社会缩影。可真的如他们所说,雪崩了,“每片雪花并不无辜”吗?所谓“旁观者效应”或冷漠的旁观者,这样的思维是否有其解释边界?

  22路公交车上的一切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上车后的你坐到公交车后排靠窗的位子。过会儿公车会驶向长江二桥,你喜欢坐在这里,看长江的风景。

  车上约摸有十几个人,你半闭着眼睛拿出手机听歌。前方传来一阵吵闹声,一位40来岁的乘客在和司机理论。她坐过站了,想下车,司机不允许。那位乘客全然不听司机的解释,二人争执起来。时间,10点3分32秒。

  耳机里的音乐夹杂着前方的争吵声,你看见公交车行驶至长江二桥,车窗外的江面泛着粼粼波光。咔——你吃惊地抬头,刚才的声音来自于那名乘客,她动手了,拿手机砸向了司机。时间,10点8分49秒。

  嘀嗒,嘀嗒,仅两秒之间——咔,砰,啊——司机回击,公车左转,车轮打滑,公交车撞向栏杆,紧接着,耳朵被惊恐的尖叫声填满……

  10月28日上午10点8分51秒,重庆万州区22路公交车坠入长江,截止至11月1日,救援队确认,公交车上失联的15人中,13人遇难,2人仍旧失联。

  11月2日,公交车黑匣子记录的视频片段公布,我们得以知晓公车坠河最后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视频被疯狂转发时,一个朋友正身处高铁。看视频不要听声音,她在朋友圈状态里写到。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火车上的人一个接一个打开视频,末尾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冲击着你……

  惊恐,绝望,濒死的窒息感压迫着我们的鼓膜,时隔5天,当我们看到这些影像时,那撕人心肺的叫喊,再也没有了回响。

  10月28日,长江水面泛着同往日一样的波光,晴天朗日之下,大桥之外的我们,正过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天。

  事故发生之后,长江二桥临时戒严。救援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不远处站着听闻此事前来的人们。除了身在现场的他们,更多的人了解事态进程是通过手掌里的一方屏幕。

  “是女司机的错!”“你怎么开车的!”“女人车技就是不行!”与此同时,人们把唇枪舌剑对准了与公交车相撞的小轿车司机——对,她是个女人,很多人在强调,她是个女人。第二天,小轿车司机的丈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妻子已经被警方带走。他能理解网友的心情但是不能接受他们的指责,妻子有6年驾龄,论技术,比自己强。

  “太气愤了。我觉得有些媒体网友乱报道,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瞎报,瞎传。”

  舆论的风向随着路面视频的公布转弯。而黑匣子视频公布之后,风向更是发生了180大转弯:有人开始指责乘客的无理取闹;有人讨论司机应急方式失当;还有人把矛头对准了不幸遇难的另外13名乘客——当车上其他乘客选择保持沉默,旁观者下一秒便成为了遇难者。

  如果及时制止的话会怎么样?有媒体翻出了今年4月20日的视频。湖南一辆开往长沙的客车上,一名男乘客因自己错过站点,让司机违规停车遭到拒绝。乘客恼怒竟然公然抢夺方向盘,此时,另外一名男乘客飞身一脚,将闹事的乘客踹开……

  还有很多人联想到了短片《车四十四》。44号大巴车女司机受歹徒侮辱,车上的乘客无人制止,只有一名男乘客挺身而出,却被歹徒反刺一刀。女司机受辱后被歹徒放了回来继续开车,将见义勇为的男乘客赶下了车。郁闷的男乘客搭上了另外一辆车,不久他看见有警车驶过,原来,女司机把44号车开进山沟,车上所有人全部遇难。

  雪崩时,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这句用来批判看客的话被人们反复使用。旁观者效应,人们分析道,当旁观者的数量增多,救助的责任分散,人们见义勇为的可能性便会降低。道德与冷漠的人性,在这里产生了矛盾。

  可是,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上的遇难者们的悲剧,可以用冷漠的旁观者来解释吗?这一思维的代表之一是“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也称“责任扩散效应”)的提出,要回溯一场几十年前震惊美国的凶杀案。

  1964年,纽约,曼哈顿。基蒂·吉诺维斯从她经营的酒吧下班回家。在回公寓的路上,她遭遇一个持刀男人的袭击,身中数刀,大声呼喊救命。有人呵斥男人放开那个女孩,但没有人真正出来制止。

  正欲逃走的凶犯返回将可怜的女孩击倒在地,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直到有人报了警。2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女孩已经惨死。警方调查发现周围有38人目睹了这一事件,只有一个人报了警。

  冷漠的人性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1968年,旁观者效应在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的实验中首度得到证实。在他们的实验中,当有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时候,人们面对假装癫痫病发的患者出手相助的概率会有所降低。

  无旁观者在场:85%被试出手相助;平均反应时间不到1分钟。有旁观者在场:31%被试出手相助;平均反应时间接近3分钟。

  后来的心理学家在其他实验中也陆续证实了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并试图从责任分散、从众心理、观众抑制等方面给出解释。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家们还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探索大脑哪一块区域驱动了旁观者效应。

  然而在2007年,被视为旁观者效应经典案例的基蒂·吉诺维斯曝出报道有假——对38位旁观者的冷漠指控不实。当年报道它的《纽约时报》记者在采访时,经手的警官随口杜撰了38这么个数字。事实上,行凶地点在灰暗的街角,没有那么多亮着灯光的房间恰好看见了行凶过程。此外,当年的报道还有非常多的不实之处,警方到场时基蒂没有死亡,但深受重伤;该案不是没人报警,有人打电话到警察局,接电话的警察却不以为意……

  2016年,《纽约时报》承认当年基蒂·吉诺维斯报道失实,对于旁观者数量有极高的夸大成分。

  虽然基蒂·吉诺维斯案带动了心理学研究,推进了美国911报警热线的诞生和《见义勇为法》的推行,但这一经典案例失去了对“旁观者效应”的验证力。因为基于失实的报道,我们对所谓旁观者们的真实处境,其实一无所知。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同理。车上的其他乘客在事发之时的处境如何,我们也毫不知情。从公开的资料中看,我们只知道在坠江前的几十秒内无人出手制止。是否有呵斥或劝解无从所知。当争吵升级至打斗,短短两秒时间公车便坠向江面,车上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制止。

  这件事情最明确的责任方是挑起争端的乘客刘某,她以一己之私危害了他人安全。司机冉某也负有一定责任,与乘客发生争端时应与全车的安危为先,而他为何要向左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坠江,到现在也没有官方的解释。

  当新闻事件中出现看客的角色,总会有人想到追究看客的责任。但归属责任时要以理清事实为前提。在22路公交车上的13名受难者,他们或许以为那只是一场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的言语争吵,当发现事态有变,制止,已经来不及。

  2018年10月31日晚23时28分,重庆万州长江二桥坠江公交车被打捞出水。暮秋的夜晚,江面被灯光照得透亮,现场的救援人员默立哀悼。坠入长江之后,公交车呈30度角前倾正向搁置在水下礁石上,结构总体完整,玻璃全部破损,上层部分坍塌。

  看着网上对于旁观者的指责,我想知道那些乘客在生活中都是什么样的人。随着事故调查的推进和媒体的跟踪报道,他们的形象也渐渐明晰起来。

  10月28日凌晨5点1分,司机冉某离家上班。出事前,他已经安全跑了两趟车。官方调查中写他:事发前一晚,与父母一起用晚餐,未饮酒,21时许回到自己房间,精神情况正常。事发时天气晴朗,事发路段平整,无坑洼及障碍物,行车视线分,刘某上车。她想要下车的目的地因为道路维修改道无法停车,也未听司机提醒提前一站下车。公号“每日人物”采访中说她不招人喜欢,冲动暴躁。

  9点38分,退休教师周大观上车了。他从菊花展上回来,要回家吃饭。 “每日人物”的报道中能看到周大观的微信名叫“重逢”,因为“观”字拆开,是“又见”。周大观的孩子周小波是救援人员之一,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没事”。

  后来上车的,有带着两个3岁小孩子出去玩的外婆和妈妈,有没等孩子接、准备自己坐公交车给儿媳妇带去生日惊喜的老人。

  10月29日晚,重庆万州,一些市民在现场等待救援结果。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摄

  如果真是相撞导致的交通事故,也许人们的内心会好受一点点。一场无意义的争吵,一个人的零星小恶,生活中的点滴背后,竟然埋藏着不定时炸弹。

  11月2日,长江二桥解除了交通管制,长江水依然流淌着,这件事故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的尘埃,在档案室中尘封。或许未来的人们在以后的新闻事件中,会反复提及旁观者这一话题,会继续纠结,为何社会文化如此推崇利他和见义勇为,人们依然无法挣脱旁观者效应的束缚?若旁观者效应真的导致了悲剧发生,旁观者是否应该负法律责任?然而对于在22号公交车上枉死的遇难者们,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是否可以用“看客”去定义显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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